古代大文豪爱用呵呵，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谁？
这句诗出于宋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原诗词句是这样的：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是对苏轼的朋友张先的一首诗词的“回应”。原诗词句是：
这里面的故事是：苏轼的朋友张生，年轻的时候就很风流，年纪大了不减当年。
八十岁时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妾。
于是自己做了一首“我年八十卿十八……”那首诗词。
苏轼看到后调侃张生“老牛吃嫩草”，回应了一首。
从应和当中也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关系很好。
“一树梨花”意思是“白发苍苍”，“海棠”意思是“少女”。
就是指老夫少妻的婚姻。
故事中说张老先生后来活了88岁，小妾八年中给他生了两儿两女四个孩子。
张老先生死时，小妾哭的死去活来。
没几年也抑郁而死。
平时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老牛吃嫩草”的事大多不赞成或者排斥的。
比如杨振宁教授与翁帆的事，人们大多甚为不解。
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学历很高，颜值很高，要素质有素质，要品貌优品貌，要才学有才学。何必非要找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
就算他什么都好，年龄是客观现实，再好能相伴几年？他入土享福了你怎么办？
剩下大半辈子，孤独终老？那还不如最初不嫁呢。日后再嫁？还能遇到理解你这一段老夫少妻的婚姻的人吗？
前段新闻传出，说是杨老教授终于对他的部分遗产做出安排，意思是他死后对翁帆的后半生有所安排。
这些年，为了他死后翁帆容易再嫁，他们没要孩子。对于翁帆的未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对于这种老夫少妻的婚姻不敢苟同，也不便于妄加评论。
只能说：婚姻好不好，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就如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最清楚。
有人说中医算命等是伪科学？
说中医算命等是伪科学的人，首先对传统文化了解的太少，是无知。传统医学最高境界是治未病。算命就是预测，历代医家的长期实践证明，中医望诊（看诊）可以从不同角度早期预测疾病，为诊断治疗提供参考。古代就有不少“望而知之”的预测案例，素有“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评价。可以说，对于疾病的早期预测是中医传统′望诊（看诊）的一个重要特点。提起相术（算命）人们或多或少就想到唯心论、迷信、伪科学等。事实上，这种看法是片面而偏颇的，实际上相术（算命）不全是槽粕，也有科学的精华，相术（算命）的诊法部分包含有很多长期实践的结果，在许多方面，相术诊法与中医望诊有一致性的，有的也被证实是相术诊法更符合临床。在传统文化中，医、相是同源的。民间相术是从医学中吸取了本身所需要的东西，成为相术中的相面、相神、相气、相色。同时，传统医学也从相术中吸收了本身所需要的东西，成为医学望诊中的观形态、察动静。所以说传统医学与民间相术在古代彼此间是有密切关系的。
坐禅论道的典故？
一、放下
两位禅者走在一条泥泞的道路。走到一处浅滩时，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在那里踯躅不前。由于她穿着丝绸的罗裾，使她无法跨步走过浅滩。“来吧！小姑娘，我背你过去。”师兄说罢，把少女背了起来。过了浅滩，他把小姑娘放下，然后和师弟继续前进。师弟跟在师兄后面，一路上心里不悦，但他默不作声。晚上，住到寺院里后，他忍不住了，对师兄说：“我们出家人要守戒律，不能亲近女色，你今天为什么要背那个女人过河呢？”“呀！你说的是那个女人呀！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到现在还挂在心上？”二、还要我放下什么唐代，严阳尊者问赵州禅师：“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大意是：在禅修的道路上，我抛弃了一切，下一步怎么做？赵州禅师答：“放下吧。”严阳尊者说，已经两手空空，还要我“放下”什么？赵州禅师指示他：“放不下，那就把它挑起来！”严阳尊者听到这里，忽然有所领悟。三、洗钵去唐代时，有参学禅法的僧人不远千里，来到河北赵州观音院（今柏林禅寺）。早饭后，他来到赵州禅师身前，向他请教，“禅师，我刚刚开始寺院生活，请您指导我什么是禅？”赵州问：“你吃粥了吗？”僧人答：“吃粥了。”赵州说：“那就洗钵去吧！”在赵州禅师话语之中，这位僧人有所省悟。赵州的“洗钵去”，指示参禅者要用心体会禅法的奥妙处，必须不离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的喝茶吃饭，与禅宗的精神没有丝毫的背离。四、一切都在有好多天，一休和尚独坐参禅，默然不语。师父看出其中玄机，微笑着领他走出寺门。寺外，一片大好的春光。放眼望去，天地间弥漫着清新的空气，半绿的草芽，斜飞的小鸟，动情的小河……一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偷窥师父，师父正在安祥打坐于半山坡上。一休有些纳闷，不知师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过了一个下午，师父起身，没说一句话，打个手势，他把一休领回寺内。刚入寺门，师父突然跨前一步，轻掩两扇木门，把一休关在寺外。一休不明白师父的旨意，独坐门外，思悟师父的意思。很快天色就暗了下来，雾气笼罩了四周的山冈，树林、小溪、连鸟语水声也不再明晰。这时，师父在寺内朗声叫一休的名字。一休推开寺门，走了进去。师父问：“外面怎么样？”“全黑了。”“还有什么吗？”“什么也没有了。”“不”，师父说：“外面，清风、绿野，花草，小溪……，一切都在。”一休忽然领悟了师父的苦心。五、磨砖作镜道一十二岁时到南岳衡山，拜怀让禅师为师，出家当了和尚。一天，怀让禅师看道一整天呆呆地坐在那里参禅，于是便见机施教，问：“你整天在这里坐禅，图个什么？”道一说：“我想成佛。”怀让禅师拿起一块砖，在道一附近的石头上磨了起来。道一被这种噪音吵得不能入静，就问：“师父，您磨砖作什么呀？”怀让禅师：“我磨砖作镜子啊。”道一：“磨砖怎么能作镜子呢？”怀让禅师：“磨砖不能作镜子，那么坐禅又怎么能成佛呢？”道一：“那要怎么样才能成佛呢？”怀让禅师：“这道理就好比有人驾车，如果车子不走了，你是打车呢？还是打牛！”道一沉默，没有回答。怀让禅师又说：“你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如果学坐禅，禅并不在于坐卧。如果是学坐佛，佛并没有一定的形状。对于变化不定的事物不应该有所取舍，你如果学坐佛，就是扼杀了佛，如果你执着于坐相，就是背道而行。”道一听了怀让禅师的教诲，如饮醍醐，通身舒畅。六、人生咸淡两由之1925年初秋，弘一法师因战事而滞留宁波七塔寺。一天，他的老友夏丏尊来拜访。他看到弘一法师吃饭时，只有一道咸菜。夏丏尊不忍地问：“难道这咸菜不会太咸吗？”“咸有咸的味道。”弘一大师回答道。吃完饭后，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丏尊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这平淡的开水？”弘一大师笑着说：“开水虽淡，淡也有淡的味道。”七、八风吹不动苏东坡在江北瓜州任职时，和一江之隔的金山寺住持佛印祥师是至交，两人经常谈禅论道。一日，东坡居士自觉修持有得，即撰诗一道：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诗成后遣书童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品赏，禅师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即叫书童带回。苏东坡以为祥师一定是对自己的禅境大表赞赏，急忙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字：放屁。这下东坡居士真是又惊又怒，即刻乘船过江找佛印理论。船至金山寺，禅师早已在江边等候，苏东坡一见佛印立即怒气冲冲的说：“佛印，我们是知交道友，你即使不认同我的修行，我的诗，也不能骂人啊！”禅师大笑说：“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个屁字，就让你过江来了？”苏东坡听后恍然而悟，惭愧不已。八、佛法大意白居易向鸟巢禅师请教：“佛法的大意是什么”鸟巢禅师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鼻孔里哼了一声，说：“这个，三岁的小孩也知道这样说。”鸟巢禅师说：“虽然三岁的小孩也说得出，但未必八十的老翁能够做到。”白居易心中服膺，便施礼退下了。九、求人不如求己佛印禅师与苏东坡同游灵隐寺，来到观音菩萨的像前，佛印禅师合掌礼拜。忽然，苏东坡问了一个问题，“人人皆念观世音菩萨，为何他的手上也和我们一样，挂着一串念珠？观世音菩萨念谁？”佛印禅师：“念观世音菩萨。”苏东坡：“为何亦念观世音菩萨？”佛印禅师：“他比我们更清楚，求人不如求己。”十、先把你的杯子空掉有一天，一位在大学里教授禅学的教授来请教南隐禅师，什么是禅。南隐禅师以茶相待。他将水注入来宾的杯中。杯子满了，南隐禅师好像没有发觉，他继续往杯子里注水。望着茶水溢出杯来，满桌都是，教授忙着用纸巾拭水，并对南隐禅师说：“杯子满了，茶水已经漫出来了，禅师不要再倒了。”南隐禅师停下来。“你就像这杯子，”他微笑着说：“你的头脑里装满了你对禅的看法和想法，却来问我。如果你想让我说如何是禅，你得先把自己的杯子空出来啊。”李清照是如何批评欧阳修苏轼柳永等诗词大家的？
回答问题
李清照，堪称“婉约派”词宗，绝对这一门派的掌门人，其南度之时一部《词论》之问世，同时代虽然有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并存，但这部作品可谓有关词学“最早”的专著。
她持“词，别是一家”之论，综辨滥觞，分述词形，实是第一本词学之系统论述，然而其中臧否北宋诸公处却为历代评价诟病。
那位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温柔婉约，凄凄惨惨的“千古第一才女”，这一次着实当了一次“灭绝师太”，表现出了她狂放的另一面：所论之人，皆不入本“师太”法眼；遇魔杀魔，见佛杀佛，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李清照在这部《词论》当中，对16人进行了点评，与其说是点评，倒不如说是尖锐地批判，其中不乏苏轼、欧阳修、柳永、秦观、曾巩……这类名流大家。
在李清照眼中的词家们“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王安石、“曾巩”，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确实情深一片，但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如同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良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苏轼”、“欧阳修”和“晏殊”三人都是有名的词人，都有流传千古的作品，但是李清照丝毫不留情，而是认为他们的词“音律”不协调，写的都没什么水平，就像是从大海里取水，只不过是用了些形容词罢了。这些人最大的弊端就是不会区分很多的音律，词的音律比诗的复杂很多，他们不懂这些，他们根本就不懂“音律”，所以写不出什么旷世之作！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合音律者何耶？
除此之外，还不忘对“一代词帝”李煜父子捎带一笔：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在词坛留下美誉的张先“张三影”，宋祁“红杏尚书”的评价也是叹为观止。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
结论总而言之，在这篇文章中，她几乎对北宋词坛大家几乎都点评了一遍，其中包括那些“词坛领袖”，而且大有“语出惊人死不休”的气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谁名气大她点评谁，谁社会影响大就骂谁，还有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最为可气的是文中还明确表示，至于那些二流词人“姑奶奶”都懒得去理他们。兵法天下如是说常言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显而易见李清照还是有这个“金刚钻”，其原因不言而喻，“婉约派”掌门人的身份绝非浪得虚名。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透过《词论》的文字可知，李清照是深入研究过这些词人作品。她对词坛前辈的作品，不仅能看到优点与长处，集众家所长为已长。
有道是：“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她能准确地指出这些词人作品中的不足之处，识其不足，才能在自己的创作当中有所规避，扬长避短。
结语也许是因为《词论》局限于篇幅的原因，以及对前辈词人作品褒少贬多，所以人们对李清照对前代词人的褒扬有选择的无视，认为她藐视一切，妄自尊大，自然引来后世人的訾议。我是兵法天下 【分享】是一种美德；【关注】是一种境界；【留言】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评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古时候的太监被割掉了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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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经常出入后宫，伺候嫔妃，皇帝嫔妃众多，冷落其中大部分是常有的事，为了不给皇帝绿帽子戴，接触娘娘的人必须没有给人戴绿帽子的能力，宫女自不待言，太监就需要处理一下了。
【中国太监概说】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