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计划瓦解，欠债六十万？
谢谢邀请很高兴能回答这个问题，你今年才33岁好年轻啊，听了您的阐述，早几年你创业做工地赔了100多万，其实我很欣佩你的勇气，不要再怪自己了，相信你当时也以为能挣钱才会一次性投入这么多。
既然几年过去了，就不要再去想了，也不要一味责怪自己从中走不出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好好规划，怎样让自己的收入增加，慢慢还，一年还一些，60万也不多努力的话几年也就还清了！你现在月薪有8000，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兼职做其它的事情，让自己增加收入，一个月有个一万多的话辛苦两三年也就还清了！
你老婆也不要去怪她，毕竟当时也是你自己做错了，她不得已才会跑回娘家，如果她还没有其它的想法而你们还有感情在的话，努力争取把她接回家，你才33岁啊，父母都应该很年轻，好好和父母商量，相信他们也能助你一臂之力！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要知道这个世界比你惨比你欠债更多的大有人在，好在你还年轻只要身体健康，好好或者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会有希望！年轻人，加油啊！
回鹘的后代如今是否还存在？
1988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日本方面合作根据井上靖的《敦煌》小说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这个由日本人创造的故事讲述的是北宋年间的举人赵行德、西夏王李元昊、汉人佣兵队长朱王礼、回鹘公主斯鲁比娅之间的爱恨恩怨。日本人为什么会拍关于中国历史题材的电影呢？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对敦煌学、西域学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同时起步的。
1909年日本《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这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开始正式使用“敦煌学”一词，“敦煌学”的概念由此诞生。1953年日本成立了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1957年日本方面又组织了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
二战后日本的史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强调自己与中国、朝鲜半岛的文化联系，与此同时还总想把自己放在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之下。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之间的交流通道。这条通道连接着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然而当时的日本不过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充其量处于中国向东延伸的海上丝绸之路线上，然而日本仍不遗余力想要把自己与更为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包括中国古代的突厥、回鹘、党项等民族以及一些中亚、南亚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日本成为了一门显学。1979年前后日本NHK电视台就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日本作家关于丝绸之路的作品有：司马辽太郎的《民族の十字路》、陈舜臣的《天山南路の旅》、井上靖的《幻の楼兰·黑水城》.......
日本人如此热衷于研究西域历史文化。相比之下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对回鹘、西夏的历史了解得似乎不是那么多。有这样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回鹘的历史在中国被有意识回避了，所以只有日本才能拍摄有关回鹘历史题材的作品。这其实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的说法：1995年播出的讲述西夏崛起历史的电视剧《贺兰雪》中对回鹘相关剧情的描述比日本人在《敦煌》中的描述更详细得多。
2013年版《天龙八部》电视剧中新加了主人公段誉被包办和回鹘公主订婚的剧情。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大唐荣耀》中同样如实讲述了安史之乱时回纥可汗默延啜率领精锐骑兵南下协助唐朝平定叛军的历史。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唐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同样对回鹘是有记载的。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中国从未有意识回避过回鹘历史，不过回鹘的历史在公众印象中其实是比较冷门的。
这导致关于回鹘历史的作品鲜有观众。既然美足够的经济利益驱动，所以关于回鹘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自然少之又少。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过去相对冷门的回鹘历史：历史上的回鹘部族本名回纥。回纥人的族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丁零人，到了隋朝丁零人的后裔被称为铁勒人（即乌古斯人）。当时铁勒人分为回纥、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葛逻禄九个主要部族。
这些铁勒部族曾长期是匈奴、鲜卑、突厥等草原统治民族的附庸。在唐太宗李世民攻灭东突厥汗国的战争中回纥部选择投靠唐朝：回纥首领药罗葛·菩萨（活颉利发）在马鬣山之战中率五千骑兵大破十万突厥狼骑。战后回纥与其他草原民族一起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当时包括回纥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首领将唐太宗李世民遵奉为各民族共同的“天可汗”，还提议修建开设了沟通长安和大漠南北的“参天可汗道”。
武则天执政时期后突厥汗国复国，回纥人南迁至唐朝境内的甘州、凉州一带。公元727年回纥人在唐朝凉州都督的欺压下北归草原臣属于后突厥。从公元734年起后突厥汗国不断内乱：十年间竟换了九任可汗。唐朝趁机召集漠北各部出兵征讨。这次回纥人再次选择投靠唐朝。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部首领骨力裴罗统一铁勒九姓诸部后设牙帐于乌德鞬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与嗢昆(今鄂尔浑河)之间。
公元745年骨力裴罗起兵击杀后突厥白眉可汗并将其首级送至长安。同年唐朝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东到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阴山的回纥汗国就这样崛起于漠北草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受唐肃宗李亨之邀出动4000精骑协助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公元788年回纥向唐朝上表请改“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从此回纥汗国变成了回鹘汗国。
回鹘汗国称霸漠北长达百年之久。在此期间回鹘名义上是接受唐朝册封的臣属国，实际上却与唐朝屡有外交摩擦：早在当年出兵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回纥人就曾在洛阳城大肆抢劫。名义上称臣于唐朝的回鹘对唐朝使者以及和亲公主常有倨傲无礼的行为。尽管唐朝与回鹘屡有外交摩擦，然而双方却并未因为这些摩擦而撕破脸。随着吐蕃帝国在西部的崛起使唐朝和回鹘实际上结成了共同对抗吐蕃的盟友关系。
唐朝与回鹘之间的外交摩擦其实更多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双方出于共同对抗吐蕃的动机一直维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被北方新兴的黠戛斯人（即吉尔吉斯人）击败：损失了十万精锐，都城也被焚毁。经历此番波折之后回鹘汗国彻底瓦解：约十五万回鹘部众西迁西域，约三十万回鹘部众在首领乌介可汗带领下南下中原。这就使唐朝不免担心南下的回鹘人会不会夺取自己的土地。
唐朝宰相李德裕调度指挥北方的幽州、河东、镇武各藩镇迎面痛击了南下的回鹘军。在渔阳之战中唐将张仲至斩杀、俘虏回鹘军九万人。杀胡山之战中唐军石雄部攻破回鹘可汗牙帐。剩下的回鹘部众除却冻饿而死者分别向唐朝北方各藩镇投降。统治漠北草原百年的回鹘汗国至此灭亡。南下的回鹘人此后逐渐被汉人和其他草原部族同化：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妻子述律平就出自归附于契丹人的回鹘部族。
西迁的回鹘人先是到了河西走廊一带安家。这一部分回鹘人在历史上被称为河西回鹘、黄头回纥，另一部分回鹘人则分批到达了如今的新疆地区。河西回鹘在攻占甘州城（今张掖）后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11世纪中叶甘州回鹘政权被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所灭，各部落迁到嘉峪关外放牧。从11世纪中叶到16世纪河西回鹘同周围的蒙古、藏、维吾尔、汉等民族日渐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
明朝开国后曾在嘉峪关以西设安定、阿端、曲先、沙洲、罕东、赤金、哈密等卫所，裕固族也被之于明朝卫所的统治之下。明中叶后国立日衰的明王朝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在这一过程中关西七卫被放弃。包括裕固族在内的关西居民被迁往嘉峪关以东。裕固族因此来到了他们现在所聚居的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当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建立甘州回鹘政权时迁徙到如今新疆地区的回鹘人则建立了高昌回鹘、喀喇汗国等政权。
迁居西域的回鹘人中有一支迁徙到葱岭以西与当地的葛逻禄人互相融合形成了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极盛时期据有东起库车，东南起罗布泊，西至咸海、花剌子模，南临阿姆河，北至巴尔喀什湖、七河流域的广大区域，版图囊括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南部以及我国新疆中西部。大体为“唐朝的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所辖的大部地区。
喀喇汗王朝曾朝贡于宋，喀喇汗王朝的可汗自称“桃花石汗”或“东方与秦之主”。在喀喇汗王朝人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秦是由桃花石（宋国，即宋朝）、契丹（辽朝）和喀喇汗国组成。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喀喇汗王朝看来：他们就是中国人，中国是由当时的宋、辽和喀喇汗王朝三者共同组成的。喀喇汗王朝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改宗伊斯兰教并征服了信奉佛教的于阗国。
从此开启了这一地区伊斯兰化的进程。喀喇汗王朝甚至一度向西灭掉了波斯的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统治时期回鹘人开始与生活在南疆绿洲的操龟兹、焉耆、于田语的西域土著居民日渐融合。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地区：这里是全世界唯一同时融合汇聚着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地区。这种多元文明交汇的历史塑造了如今中国新疆地区在民族人文领域的多元化多样性。
西域早期的居民正如在新疆罗布泊发现的楼兰古尸一样是以高加索人种为主，后来在与来自蒙古草原的回鹘等游牧民族日渐融合后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介于东方黄色人种和西方白色人种之间独特的相貌特征。近代新疆各地陆续发现的考古资料已证明：最晚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在距今大约二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新疆天山南北各地都已出现人类活动的遗迹。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对新疆地区的人类活动有了相对明确的文字记载。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有塞人、羌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汉人、吐火罗人......这其中除塞人以外都是从东向西进入新疆的，属于东伊朗白色人种的塞人则是自西向东进入新疆的。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塞人抵达了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78年前后塞人受月氏人西迁的挤压南下散居于南疆各地。
羌人、汉人、回鹘人等来自东部地区的黄种人进入新疆后与散居南疆各地的白种塞人、吐火罗人通婚融合。2003年考古队在于田县阿羌乡昆仑山深处阿克布拉克台地发现的墓葬中所出土的遗骨既有蒙古人种、也有欧罗巴人种。12世纪进入新疆的契丹人和蒙古人将回鹘人与南疆土著居民融合形成的民族称之为畏兀儿。畏兀儿人所使用的文字在元代被称为畏兀儿文（又称回鹘文）。这是回鹘人自公元840年西迁以后逐渐采用的一种文字。
在回鹘汗国政权形成以前分散的回鹘部落口头语言而没书面文字。随着回鹘人由原来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态向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就使回鹘社会对书面文字的需求日渐增长。回鹘汗国形成后用中亚地区的粟特文字母拼写回鹘语从而创造了回鹘文。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命回鹘人塔塔统阿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而创造了最早的蒙文。公元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又命人参照回鹘式老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
回鹘文字对北方游牧民族文字的影响正如汉字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文字的影响一般：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都曾受到回鹘文不同程度的影响。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帖木儿帝国都曾把畏兀儿文作为官方文字使用。直到17世纪甘肃酒泉地区还曾使用畏兀儿文刊刻佛经。清朝政府发往新疆地区的官方文书也使用畏兀儿文书写。元代的畏兀儿人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被称为“缠回”。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仍沿袭了清代的“缠回”、“缠头”这样的称呼。1934年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成立后呈请将族名恢复原名，此后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及新疆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将“缠回”名称改为“维吾尔族”的通令。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维吾尔族使用的老维文是借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回鹘文形成的畏兀儿文：共有28个阿拉伯字母和一些辅音符号，还借用了4个波斯文中的字母。20世纪30年代以后维吾尔族的文字经过了多次改进。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高国民识字率对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1965年到1982年期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在中小学推广过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新维文。新维文的推广客观上提高了维吾尔族同胞的识字率，但同时一部分维吾尔族同胞认为老文字对保护民族文化意义重大。1982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觉得恢复老文字，同时将新文字作为一种起到识字辅助作用的拼音符号予以保留。
历史原因造成维吾尔族实际上像蒙古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等民族一样是在我国与周边邻国跨境居住的一个民族。目前全世界约有2000万维吾尔族人口：其中约1300万人生活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外在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与中国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也生活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族人口。生活在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维吾尔族从前苏联时代起开始使用以西里尔字母拼写的维吾尔文。
晚清政府为什么要征收厘金？
厘金制度形成于1853年，这一制度是是支撑晚清政府统治的重要赋税制度，它的产生与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始这项赋税制度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筹集军费而实施的临时性赋税，因为颇具成效被推向全国，到了1931年才结束。
从深度来看，厘金制度的形成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形态有着重要的关系，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
一、厘金制度产生的原因厘金是一个大的赋税制度，所涉及种类不同，主要分为四类，分别是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种，这四种又下设多种小项目，征收范围之广在中国赋税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一）晚清政府财政困难
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国库异常空虚。在农民起义运动频频爆发的状况下，清政府陷入了“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的局面。不得已采用了临时的应急制度——厘金。
据统计当时的国库情况极其危机，1850年国库时存银两只有187万两，加上在途银两225万两，共计412万两，而1781年，清政府国库存银达到了7000万余两。
晚清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就是江南地区，在太平军横扫江南地区后，清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税收征集地，因此“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很快财政枯竭，厘金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军队镇压太平军，但是清政府最为倚重的八旗军、绿营军早已腐化、不堪一击。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得不下令练兵，同时大量征收士兵。
军队的壮大必然离不开粮饷支持，清政府国库的400多万两白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政府的要求下，各地官员开始征收士兵。当时负责在扬州征收士兵的雷以諴发现军饷难发的问题日益严重，他曾多次上奏中央朝廷，但是国库空虚的中央朝廷也爱莫能助，于是他便奏请咸丰帝，希望皇帝同意在扬州当地推行厘金税收制度。这一制度推行后，迅速解决了当地的军饷问题。
厘金制度是在军事问题的压迫下产生的，所以在这一制度下征收的赋税也大多用于了军事开支，据统计同治13年，厘金收入运作军费的部分为73.7%。光绪元年，达到了75.4%。在各省的军事开支中，90%以上是各省自己征收的赋税，而当时的军事活动大多是防范或镇压人民起义运动，这代表厘金制度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了极大作用，但是也极大压迫了底层百姓。
（三）扬州地区取得的显著效果
当时扬州地区的厘金税收制度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于是各省纷纷开始模仿，湖南是最先实行这一制度的，于1855年开始。到了1861年，全国已经有19个省份推行了厘金制度。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这一制度被确定为正式税收制度，各地主要征收的项目和征收额度不同，由各省地方督抚自行设立。
（四）归还外债
众所周知晚清政府因为懦弱无能与列强签订了多项战争条款，需要向列强支付大量的战争费用和赔款。 这对于当时的国库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曾经大量向列强借外债。大量外债本息的归还又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归还外债的。光绪年间厘金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因此有很大一部分也被用于归还外债。
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国家外债较少，并没有大量使用厘金进行支付，甲午中日战争后，巨额的赔款导致清政府向外借款数额急剧增长。
短短18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110多次，数额更是高达了12万两白银，为了归还巨额的外债本息，清政府将这些外债分摊给各省，由各省政府负责筹集。于是各省政府纷纷增加赋税、田税、礼金等各项苛捐杂税来笼络财富，归还外债。
据统计，在光绪末年，有1/10左右的外债是通过厘金这一税收来进行支付的。
（五）支付“洋务费”
洋务费指的是晚清政府投资在洋务企业上的费用，不包括筹建海军、兴办教育等费用。清政府为了“富国强兵”，兴起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据统计在1861年到1890年的30年中，国家共创办了19个军用工业和27个民用工业投资费用更是达到了7000万两白银。这些白银并不是由政府全部支出的。
军用工业采用的是单一官办的形式，经费由政府支出。但是民用企业中的一部分是由本国商人支出的，另一部分由清政府进行财政投资，清政府的这些投资来源主要是关税，其次就是厘金税。当时的清政府财政非常困难，无法对洋务企业进行有力的支持，大多数的洋务企业都是靠地方财政进行支撑的。
虽然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记载中，关于厘金税的支出并没有“洋务费”这一项，但其实它蕴含在各省的“军事费”和“行政费”两项之中了。
二、厘金制度的影响（一）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
厘金制度在晚清政府的财政收支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了厘金制度的支持，清政府在末期很难维持统治。这也是为何在太平天国运动平息以后，政府没有裁撤这一赋税制度。
这一制度是否裁撤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也是很难抉择的，一方面，撤销这一制度会使清政府重新陷入财政危机当中，威胁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保留这一制度，也会使社会经济发展趋于缓慢，加大与百姓之间的社会矛盾，依然会威胁政府统治。
总的来说，这项制度是清政府所采取的一项以牺牲经济发展获取政治统治的赋税制度。这一制度虽然能够延长清政府的统治，但也改变不了清政府灭亡的必然结局。
（二）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为一种封建赋税制度，厘金制度从本质上来说代表了清王朝统治的封建性，对于当时的商品经济有着抑制作用。据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于商品税的征收仅为84万两白银左右，之后政府大开商税，这是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赋税制度体现了清政府统治的封建性。
因此这一制度的实施，为农民、手工业者、中小商人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赋税压力。虽然政府在实施这一赋税政策时采取的是“既不扰民，也不累商”的名义，但是最终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并且由于这一制度是由各省地方督府自行实施改变的，所以具有极其强大的地方特性。那些残暴的地方官员往往会加大对百姓的掠夺，中饱私囊。这无疑也加重了社会矛盾。
总结：厘金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导致清政府必须集中财富支持军事活动。这是清政府在维护统治和保证经济发展中所做的抉择，这一选择，延长了清政府的统治，但也加大了百姓们推清政府的敌视。这一制度的实施告诉我们，税收必须要考虑全局，也要根据社会局面及时修改。
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君子，人们对于“四”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譬如说有什么“四大美女”、“四大名著”、“四大发明”、“民国四公子”、“京城四少”等等诸如此类的，而“战国四君子”则是一个无比尊崇的称号，像什么“民国四公子”都弱爆了。
这个“君子”是一种很高大的道德形象，充满闪耀的光芒，孔子老人家对君子提出了四点要求，分别是：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
所以，一个人只要做到了这四点，基本上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君子了，那么君子好不好做呢？今天我就来拔一拔这个“战国四君子”的真面目。
“君子坦荡荡”之孟尝君孟尝君小时候过的不算好，他是五月出生的，他的父亲田婴觉得五月出生的孩子将来会祸害父母，所以孟尝君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被他父亲要求把这个孩子给扔掉，但是伟大的母爱战胜了迷信，孟尝君的母亲还是偷偷的把他养了下来。
我们如今常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损害，也许是因为孟尝君的母亲对他关爱有加，总之孟尝君没有走上叛逆少年或者性格扭曲的道路，孟尝君长大后，他的母亲就带着他去见自己的父亲，骨肉相见，田婴却异常生气这个孩子没有被扔掉，反正他有四十多个儿子。
这时候的孟尝君展现出惊人的聪慧，以出色的辩论让他的父亲哑口无言，孟尝君又进一步劝解他的父亲礼贤下士，广收门客，田婴觉得很有道理，就让孟尝君主持家务，于是这个孟尝君就开始了他广收3000门客的高光时刻。
孟尝君是怎么招揽门客的呢？
他偷偷派人躲起来窃听门客们的谈话，以便了解门客们有什么不满或者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另一面派人把门客需要的钱财或者其它物资悄悄送到门客家中，等这些门客回到家中自然深受感动；如果门客嫌饭菜不好，孟尝君就会把自己的食物送给门客——总之孟尝君就像一位古代版的雷锋一样很无私的对待他的门客，这让他很快就吸引了很多门客。
而孟尝君收的这些人也很有趣，他不管你什么来历，什么出身，哪怕是罪犯他也收，所以这时候孟尝君的行动就变质了，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这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且你还包庇犯人。而从孟尝君对待门客们的那一套也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很腹黑的人。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既然做人做事要求坦荡荡，你又怎么能够在暗地里耍小聪明呢？所以，他的门客并不是因为他的品德有多么高尚才来投奔他，只是因为他会做人，而且到了他那里又有好酒好菜招待，那么谁不愿意去呢？
史记记载说“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孟尝君很大方，就像《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一样，谁来跟他要钱他都给，最后把自己数十万两家产都施舍给了天下人，所以尽管很多人说杜少卿傻乎乎的，但人家也收获了一个豪杰的称号。
这个孟尝君我觉得肯定也有人说他傻，但人家也打造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位列“战国四君子”之一，为了维持这个响亮的招牌，孟尝君也散尽家产，最后钱不够了，就派冯谖去收欠债，但是冯谖却一把火把那些欠条给烧了，孟尝君很生气，就是因为供养宾客的钱不够了，所以才叫你去收钱，你怎么反而把它给烧了？
冯谖说这是为你的名声着想啊，反正有些人也还不上钱，不如把它烧掉，还能赢得名声呢，孟尝君听了很开心，后来孟尝君落难了，他的宾客们也纷纷离开了他，正可谓是“真情难留不义之朋，金银能唤远方之客”。
孟尝君很愤怒，后来他东山再起准备好好羞辱这些人，冯谖却劝他说，这就是人性啊，为了你自己的名声，你不仅不应该计较，反而应该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孟尝君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冯谖的建议，你看，这就展露了孟尝君的虚伪，同时也凭借着这些厚黑的手段，孟尝君终于稳住了自己的君子形象。
而孟尝君死于前279年，与秦国统一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最成功最名副其实的信陵君信陵君无疑是“战国四君子”里最成功的一位，他养的门客有数千人，高峰时期也有个三千人，这三千人不仅造就了他的“君子”形象，而且还成为他重要的政治势力。《史记·魏公子》记载说“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
你看，信陵君养的这三千人质量就比孟尝君的高，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至于让各诸侯国都不敢侵犯魏国，而且人家信陵君还玩政治渗透，“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信陵君很厉害，不仅让外面的国家忌惮，让自己的君主也害怕，这也为他后来埋下了祸端。而信陵君是怎么对待他的门客的呢？有一个叫侯赢的隐士素来有贤名，信陵君听说后，他这必须得去请到府上来养起啊，但是侯赢推辞不受。
于是信陵君又大摆宴席，请了很多宾客，然后又亲自去请侯赢，侯赢一看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去了，这侯赢决心考验一下信陵君，就坐在他的位置上，让信陵君执鞭驱马，然后又让信陵君赶着马车去见自己的一个朋友朱亥，也就是后来在“窃符救赵”中登场的大力士。
侯赢见到朱亥就忘情的和他拉家常，把信陵君给晾在一旁，但是信陵君面不改色的静等着他，这让侯赢很佩服，两人于是回到府中，信陵君又把侯赢给奉为上宾，这让侯赢很感动，于是就成为了信陵君的门客。
信陵君的人生污点是很少的，至少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上，所以这让信陵君成为“战国四君子”当中最符合“君子”形象的一个人，也让他成为名气最大的一位，他名气有多大呢？“窃符救赵”以后，信陵君害怕魏王责怪，就一直待在赵国。
后来魏国有难，信陵君不得已回去担任统帅，又向各诸侯求救，各诸侯一听信陵君回来了，于是纷纷出兵解救魏国，可以说面子很大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
但是信陵君又因为自己的名气太大，最终在秦国的反间计下引起了魏王的猜忌，话说这个秦国是真的非常喜欢用反间计，在长平之战中它就用了反间计，后来又用反间计离间了李牧和赵王的关系，关键是秦国的这招百试不爽。
所以在秦国的离间下，信陵君失去了信任，最终只好以沉迷酒色来消解魏王的猜忌，但话又说回来，信陵君能够获得这么高的成就和名气，也许和他宽仁宅厚的性格以及善于审视夺度的脑袋有关，反观孟尝君倒是有一种讨好型人格的嫌疑。
你看他对每个食客都很好，而且不管是什么食客他都收，倾尽家产也要供养他们，而且还派人偷听，以便了解他们的需求，可以说孟尝君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卑微的位置上，结果是尽管他对自己的门客很好，但是却没有赢得他们的拥戴，更没有赢得像信陵君如此高的成就和名声。
这与他的食客质量低下，鱼龙混杂不无关系，而反观信陵君则很会挑选自己的门客，除非是有贤名、或有能力他才会去拜访人家，譬如他在赵国的时候就不忘去拜访素有贤名的毛薛两公，为此还招来平原君的讥笑，但是人家信陵君就很理直气壮的说，我拜访他们是因为他们贤明，所以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
就这么一句话，顿时就让信陵君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以至于许多年后，成为了刘邦的偶像，而信陵君死于前243年，与秦国统一没有什么关系，恰恰相反的是，秦国听说信陵君去世后，就立马派蒙骜（ao）进攻魏国。
浪得虚名之平原君平原君是“战国四君子”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位，也是水分最大的一位，尽管《史记·平原君》记载说“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其实我觉得这纯粹属于“矮子里面拔高个”，平原君究竟贤不贤，从两件事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事就是鼎鼎有名的“毛遂自荐”，邯郸之围中赵王派遣平原君去向楚国求救，平原君于是打算凑齐二十个人一起去，但是最后竟然只凑出十几个人，话说着平原君可是养了数千人的门客，结果连个二十人的智囊团都凑不出来。
好不容易有个叫毛遂的人自告奋勇，平原君就问他来了几年，毛遂说三年，平原君觉得你来了三年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有什么才能，算了你还是别去了，毛遂反驳说那是因为没有一个给我展示才能的舞台，不然你早就听说我了。
平原君也没办法，反正也在找不出什么有能力的人了，就拿他凑数吧，结果到了楚国其余十九人也没什么出色的表现，谈了一早上也没什么结果，这毛遂急了，提着剑上去就对着楚王一顿游说，把楚王说的心服口服。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平原君和孟尝君一样收养的门客质量都很差，估计都是为了赶一赶“养士”的时代潮流，反正这几位主都是王室后代，又不差钱，因为养的多，动不动就是上千人，大家觉得这人不错，于是“君子”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
不过要说“养士”还是人家信陵君最成功，在援救魏国的时候，人家派出几个使者说我信陵君回来了，你们救不救看着办吧，各诸侯一听，纷纷出马解救，这面子多大，可见这和信陵君养的门客质量有根本关系。
第二件事情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以后待在赵国和平原君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信陵君在魏国的时候就素闻赵国有两个很有才能但却不做官的隐士，现在他身在赵国，于是就想着借这个机会去见见。
但是刚开始这个叫毛公和薛公的隐士还不愿见信陵君，信陵君也不气馁，废了一番功夫找到两个人，三人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平原君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就对自己的老婆说“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
什么意思呢？平原君觉得这两个人都是赌徒和卖酒的人，没有什么才能，身份卑微，而信陵君却和这样的人来往，所以很看不起信陵君，可见这个平原君是个目光短浅的人，后来魏国被攻打，信陵君一时拿不定主意，还是这个毛公，薛公给信陵君出主意，信陵君才回到魏国。
可见信陵君识人的眼光还是不错的，而且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不论身份，而平原君的老婆又把这番话告诉了信陵君，信陵君一听于是告辞说“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早就因为他们贤明渴望来拜访他们，今天平原君却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事情，看来我和平原君不是一路人。平原君听说这番话后惭愧不已，而且也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平原君门下的很多门客都跑到信陵君的门下，可见信陵君和平原君的人格形象顿时高下立判，而平原君到底还是暴露了自己徒有虚名的本色。
而平原君死于前253年，与秦国统一已经没有关系。
超级厚黑之春申君这个春申君是“战国四君子”中唯一不是王室后代的人，但是春申君却是养门客最多的一位，其数量一度突破三千大关，春申君本人其实是一个很出色的政治家，譬如他在和楚考烈王熊完被当做人质扣押在秦国的时候就表现出有胆有谋的一面。
所以他并没有必要养这么多的门客，但是为了赶一赶“养士”的潮流，春申君于是和其它三位搞起了“养士”竞赛，战国时代的“养士”规则就是这样，谁养的越多，说明谁最有实力，谁的名声就越大。
以至于春申君一度养了超过三千人的门客，春申君哪里来这么多钱呢？别忘了人家春申君在楚国当宰相当了二十年，可以说深受楚考烈王的信任。春申君有钱到什么地步呢？
他的门客和平原君的门客相互炫富，平原君的上等门客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带着镶嵌有宝石的宝剑，炫耀赵国的富有；而春申君的上等门客也不甘示弱，穿着用珠宝美玉打造的鞋子。
而这个春申君后来干了一件非常腹黑的事情，楚考烈王由于没有后代，春申君也很着急，就找了很多漂亮美女给楚考烈王，希望能够怀上后代。
但是统统都没有效果，这时恰好赵国有个叫李园的人带着自己的妹妹李环来准备进献给楚考烈王，但是听说楚王无法生育，他就转投做了春申君的侍从，并把自己的妹妹进献给了春申君，没过多久，这个女人就怀孕了。
在李园的指使下，李园的妹妹李嫣嫣向春申君说，趁自己怀孕赶快把她进献给楚王，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长保富贵，春申君觉得是个不错的想法，于是就把刚怀孕没多久的李嫣嫣送进了王宫，没多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而蒙在鼓里的楚考烈王很高兴，就把这个男孩册立为太子。
楚考烈王死后，这个孩子继位为楚幽王，实际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让楚国换了主人，熊氏王族退出，楚国又成为了他春申君黄歇的国家。不过李嫣嫣还产下了另外一个男婴，即后来的楚哀王，史书上说是与楚考烈王的孩子。
但是楚考烈王并没有生育能力，估计也是李嫣嫣和其他人私通的结晶，楚幽王死后，这个孩子就即位为楚哀王，但是楚哀王的生父原本就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庶兄负刍，这个负刍就揭发了这段混乱的宫闱秘事，打着楚哀王不是楚考烈王的后代这面旗子把楚哀王给杀了，自己登上了王位。
而李嫣嫣因为不是他的母亲，李园和他更没有关系，结果统统都被杀了，而春申君自己也早在楚考烈王死后没多久就被李园设计杀死，楚国兜兜转转最后终于落到了一个外姓人家。
不过目前历史学界针对这一段混乱的关系尚还有争议，但是楚国也没有多少好日子，负刍上台后，秦国已经加快了统一战争，没过多久楚国即灭亡。而春申君死于前238年，也和秦国统一没有什么缘分了。
小评这个“战国四君子”或称“战国四公子”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战国时代十分流行的“养士”之风，大家谁养的最多，就证明谁越有实力，名声也就越大，“战国四君子”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和优越的家族背景。
在战国时代因为养了大量的门客而声名显赫，而“君子”之称也不过是一种盛名难却，是众人得其惠利而口吐蜜蜡罢了，而论起“养士”最成功的自然是信陵君，可以说既赢得了“名声”，又为自己积攒了政治资本，而后者本身就是“养士”之风盛行的根本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战国时代公卿士大夫力量崛起的象征。
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
主流的解释是：“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举止合乎礼”。其实，这样的解释根本就不是孔子的本意！
“克己复礼”，出现在《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当下很多《论语》的注解版都是这样解释的，“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就是仁。一日做到克制自己而言行符合礼的规范，天下的人就会称你为仁人。做到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还靠别人吗？”
然而，这其实并不是孔子本来的意思，而是北宋大儒朱熹，在对四书集注时，按照自己的理解做的注解。孔子的本意，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孔子的本意，和朱子解释究竟有何不同呢？其实，孔子的原意和朱子的注解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克”和“礼”这两个字的解释上。
关于“克”字的意思，朱子的注解为“胜也”、“克制”的意思，所谓“克己”，也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而“礼”呢，朱子的注解不再是具体的礼节，而是泛指天理。因此，朱子的意思是，“复礼”就是遵循天理。
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朱子是程朱理学的祖师爷，主张“理礼合一”，所以“礼”既是“天理”，也是“人事”。所谓“克己复礼”也就成为了天理战胜人欲，人只要克去那些“非礼”的部分，自然也就能复礼了。
然而，孔老夫子“克己复礼”的本意，可不是让我们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孔子那时候可还没有程朱理学，他所说的“礼”，也只是“天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而“克”字呢，其实在古代汉语中有很多意思，它既有“克制”的意思，也有“做到”、“做好”的意思。
所以，孔子讲得“克己复礼”，其实根本就不是让人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是让人做好自己，人人各安其位，大家都尽到了自己的本分，社会的“礼”也就恢复了。
所以说，如果按照孔子的原意，《论语·颜渊》的那段翻译成大白话，应该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一切行为都合乎于礼的要求，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都归向仁了。实行仁德呢，要完全依靠自己，难道还需要靠别人吗？”
这时候有人会说，朱熹那么个大儒，为何要篡改孔子的本意呢？
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朱熹这么做，这无非就是借孔老夫子，来给自己的理学做背书。
儒家之所以能够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正统学派，是因为西汉时期，董仲舒建立了一套阴阳五行宇宙论，为汉武帝献上了巩固皇权制度的天人三策。董仲舒证明了皇帝的统治权力来自老天的意志。而且他的这套理论是可以观察，可以解释的。
比如说，老天高兴了，便有了春，老天更高兴，便有夏；老天要是忧愁了，就进入秋天，老天悲哀了，就是冬天。天道就是人伦，这叫天人合一。从四时相代，到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无不体现着天的意志。
当然，皇帝权力虽然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为所欲为。因为，皇帝的上面还有老天。老天爷会时刻关注着天子的表现，并通过一些自然现象来奖惩天子——如果帝王勤政善行，就通过异常的吉祥征兆，来奖赏他；如果帝王恶政暴行，就会通过反常的灾异，来警告他。
天道有常，人必须顺天承意。如何顺天承意？
这就体现为皇帝要听从天的意志，臣民要听皇帝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女人要听男人的，如此等等，“下事上，如地事天，此之谓大忠”。——“忠”是君主们最愿意听的一个词。
就这样，汉武帝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立约，汉朝从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生们得到了好处，就要为皇权的“受命于天”做舆论宣传。
然而，从东汉到隋唐，佛教传入中国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本土的道教也逐渐壮大了起来，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董仲舒那套阴阳五行宇宙论为皇权作背书还算可以。但是在解释抽象世界（本体论）和人的心灵世界（心性论），以及人生死问题面前，儒家被那两家，尤其是佛教打得体无完肤。
佛教传入中国后，马上在精英阶层传播开来，甚至南北朝时期好几个皇帝都信奉佛教。到了北宋，为了对抗佛教，宋儒们想到了“给天地立心”，将天理和人心（欲）结合。
就这样，有了程朱理学，人们就不用再通过董仲舒的那套“天人感应”从外部世界去间接地接近天，而是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去理解天理。
为了让理学具有说服力，朱熹必须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求能够为自己背书的圣贤之言。所以，他才把《论语》中孔子的话，按照自己的意思作注解。
这时候，有人可能仍然表示怀疑，你这么说有依据吗？
其实，如果你弄清楚孔子所说的“礼”是什么，就明白了。
孔子说得“礼”，到底是什么？这时候有人会说了，这还用问吗？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不管是宴宾会客，还是丧葬嫁娶，社会中的一切行为，几乎都能找到一套程序式的礼仪。因此，“礼”就是人们在日常社会活动中的那一套礼节和仪式啊！
这么说，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在孔子的那个时代，“礼”不仅是礼节和仪式，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代表着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为何这么说？先看《论语》中一个著名的典故：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
意思是说，孔子在谈论到鲁国的正卿季平子时说，“季平子用八佾在自己的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违背礼制的事他都忍心去做，还有什么事情不可狠心做出来呢？”
图 | 礼乐仪式
所谓的“佾”，是古时候舞蹈表演行列的规格，一佾为8人，八佾就是64人
这时候，可能有人就要感到疑惑了：这孔老夫子管得可真宽啊，人家季平子在家里欣赏舞蹈表演怎么就不行了？他用多少人奏乐舞蹈，你老夫子也要管啊？
如果你这么认为，那你就错怪孔子他老人家了。周代虽说是礼、乐并称，但“乐”其实也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周礼》中规定，礼乐仪式中，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使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季平子呢，他为鲁国的正卿，按《周礼》的规定，只能使用四佾，他用天子的八佾规格，无疑是僭越“礼制”的行为。
所以，我们再看孔子他老人家之所以这么生气，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都知道有“周公制礼”之说，周公开创的这一套礼制，可不仅仅只是礼仪的规范，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具体表现。“礼”的核心作用用十二字真言可以概括——“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它是一套维持社会稳定的宗法制度。
众所周知，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本质上就是在血缘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
在这套政治体系中，周天子、诸侯、卿大夫，既是君臣，也是亲戚。整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下的大家庭，周天子就是大家长。
图 | 宗法社会继承关系
在继承制度上，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为大宗，其他为小宗。所谓，“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礼记·大传》
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社会下，大家虽然都是不是外人，但亲戚也得分个亲疏远近，要不社会还是得乱套。所以，如何确定不同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宗法制度，一定要将本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在礼法上，天子要是对叔叔和娘舅一视同仁，那抬高了外姓的宗族，贬低了本宗，那天下就得大乱了。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定亲疏”。
所谓的“决嫌疑”，就是要杜绝模糊的地位关系，严格地按照身份等级划分所有人的地位。
要给所有人进行地位排序？
是的，如果你是家长，即使是面对自己的亲儿子，也不能一视同仁。
举个例子，当你给大儿子个鸡腿吃时，如果二儿子也想要，怎么办？
如果是我们现代人，给大儿子吃鸡腿了，就也得给二儿子，必须要对儿子们平等对待。但是，如果古人也这么做，对儿子们平等对待，那可就危险了。
怎么回事儿呢？
因为你对儿子们的“平等”原则，会让别人产生“嫌隙”，尤其当你作为国君时这么做，臣子们就会看不出你两个儿子的地位谁高谁低，谁是你将来的继承人。“平等”的后果也很严重，儿子们从小就不知道家里的地位谁高谁低，将来发生继承人问题后，就会互相斗个你死我活。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是因为犯了这样的错误，导致兄弟相残。比如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因为李渊没有“决嫌疑”。
所以，当你给了大儿子一个鸡腿，二儿子也想要时。你不但不能给二儿子，最好还得给他个大耳瓜子，教育他不要对老大拥有的东西有非分之想。如果你对待二儿子和大儿子是一样的态度，那么就会产生“嫌疑”。
因此，宗法社会要给人人划分等级，即便是儿子，也得要区分出长幼尊卑，嫡庶贵贱，为的就是“绝嫌疑”。
所谓的“别同异，明是非”，那就好理解了。就是按照“礼”的准则，来区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同和差别，用是否符合“礼”的准则来明辨是非。遇到陌生人，他遵守“礼”就是同类，不遵守“礼”就是野蛮人。国家也一样，国民最受“礼”就是礼仪之邦，不遵守呢，就是蛮夷。
所以，“礼制”之所以能维持宗法社会的稳定运转，是因为它给所有人都制定了社会等级地位和行为的边界的标准，所有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等级地位而各安其位，所有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行为边界而各司其职。
你季平子是鲁国的正卿，就得按照正卿的标准用四佾；王铁柱的爷爷是铁匠，爸爸是铁匠，所以你长大后也要安心做个铁匠；每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是定好了的，谁也别做非分之想。
这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礼”的含义。“克己复礼”，就是做好自己，人人各安其位，大家都尽到了自己的本分，社会的“礼”也就恢复了。
然而，孔子的“克己复礼”的夙愿能实现吗？
后来的答案我们都知道了，孔子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的伟大事业，但直到他去世后两年前，社会也没“克己复礼”。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孔子的“克己复礼”过时了。
周代的“礼制”所维系的宗法制，其实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熟人社会——指的是统治阶层。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依靠血缘关系确定亲疏远近、尊卑长幼，人们才能够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保持秩序井然。
在这种宗法制下，统治者自上至下逐级行使权力，被支配者自下至上逐层恪守自己应尽的义务。有句话是“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周天子这样的分封制度，最开始还可以通过宗法秩序维持对地方上的统治，但是经过两三代人，周天子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力就变得相当弱了（随着代际的增加，血缘纽带减弱了），对于不听调令的诸侯，周天子只能徒呼奈何。
同样，诸侯们虽然在封地上的地位非常高，但时间长了，他也管不了底下的贵族、卿大夫们养的门客。当鲁昭公调不动卿大夫季平子时，他也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统治者对权力的欲望总是无限的，当初周天子搞分封制，其实只因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无力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做出的无奈选择。到了孔子那个年代，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制农具的推广，以及各种农业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官僚系统也越来越庞大了。对于统治者来说，将权力一竿子插到底，对社会进行直接统治也就不再是奢望。
然而，宗法社会的那套“礼制”，对诸侯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却具有着天然的制约。诸侯，甚至大夫们都野心勃勃，看着周天子那一副窝囊的样子，他们感到不寒而栗。所以，诸侯们纷纷寻求变法，实行编户齐民、郡县制，决心打造一套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到地方的集权式官僚体系。
秦汉的郡县制
对于诸侯来说，只有将自己的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才能对基层社会实现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只有摆脱宗法贵族们的掣肘，他们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因此，为什么春秋时代会礼崩乐坏，为什么我说孔子的“克己复礼”已经“过时”了，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诸侯们为了掌握绝对的权力，主动抛弃过去的“礼制”——严格地说，应该是礼制中那些掣肘君主权力的部分，开始变法。变法后，战争不再是只有贵族参战，打起仗来都不择手段，毫无顾忌。所以，遵守道义，等待楚军渡河列阵后才进攻的宋襄公，成为了笑柄。
诸侯国通过战争不断地进行扩张，社会不断地变大。社会膨胀，城市变大后，原来的熟人社会就被打乱了，逐渐变成了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就这样，过去的宗法封建制也就不再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了，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就逐渐地瓦解掉了。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都是依靠城市，对周围农村地区进行统治的，城市的不断扩张，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移民。原先的一个大宗族进入到了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社区，它就不显得大了，影响力也就弱了。在城市中，各个宗族的人们杂居在一起，互相通婚，久而久之就没有了之前在村子里那么强的血缘纽带，也就团结不起来了。
这就好比合村并居，拆迁之前，村民们团结着呢。一旦将他们打散，进入到一个庞大的社区，他们就很难团结起来了。一个几十人的物业公司，就能管理一个万人的社区。
郡县制就是这样的逻辑，宗法社会瓦解也就意味着周礼的生存土壤也将不复存在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各国诸侯们都在绞尽脑汁变法，通过富国强兵实现统一时，孔子却站出来号召大家，退回宗法制的小社会。谁会听从孔子的说教啊？尤其是在那个开始全民耕战、授民以爵、主张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听孔子的话就等同于自取灭亡。这也就是孔子“复礼”失败的真正原因。
当然，达文说这么多，并不是要对孔子他老人家进行嘲讽或苛责。人处于历史之中，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圣贤的孔子也不例外。我这么细地讲述孔子“克己复礼”的故事，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绝对的理想主义是不尊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固有客观规律。
当然，孔子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后人批判和嘲讽的对象。孔子追求的那个人人奉行君子之道的理想社会，就当时，甚至当前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来说，确实很难实现。这就像我们做艺术创作，我们是画不出绝对的圆，我们是无法创造出绝对的美，这并不能推导出它们不存在。
君子是一种“道”，天下大同也是一种“道”，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抵达，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努力去无限地接近它。但是，一定要记住，理想和现实是相辅相成的，脱离现实的理想是空洞的，没有理想的现实是不值得过的。最终真正能推动这个世界良性发展的，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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